发展民营经济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公布实施。《意见》明确指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意见》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民营经济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待。这里我谈三点学习体会。

民营经济发展事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

党的二十大确定了国家新的发展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一步，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实现量与质相统一的发展。这就要求必须广泛调动所有增长潜能，其中民营经济地位极其重要。

(资料图片)

民营经济是影响增长速度的关键因素。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据全国工商联的数据，2021年，民营企业贡献了我国企业税收的59%，GDP的65%，企业数量的92%。在以下方面民营企业的贡献尤为重要：一是引领消费增长的重要先导力量。数字消费平台链接海量消费者和供应商，提供低成本的便捷交易，并不断创新服务业态，成为扩大消费的主渠道。二是稳就业的核心力量和就业转换的稳定器。2021年民营企业吸纳就业增长了4.8%，70%以上的企业用工保持稳定或增长。数字平台在就业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2021年全国就业人数同比减少，但大型平台企业员工仍有所增加。许多平台对阶段性失业或转换岗位的年轻人来说，是定心丸和稳定器。“先跑一段外卖再说”、“先开一段滴滴再说”是许多下岗人员和希望转岗人员的托底线，能够减缓失业和转岗的心理压力。三是稳定对外贸易主力军。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8.9%，增速高于整体6.8个百分点，占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2.7%，拉动外贸整体增长4.4个百分点，成为外贸稳增长的主力军。特别是数字跨境贸易平台在促进对外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外贸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和外贸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7—2021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增长近10倍，2021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比上年增长15%。

民营经济是影响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2022年，“中国制造业500强”中民企占72%；光伏产业全球前10强中8家都是中国民企；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300多家中民营企业占比84%。我国民营科技企业占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50%左右。目前，全国65%左右的发明专利、70%左右的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新产品都来自民营企业。2022年我国民营企业营销额排名前十的企业如京东集团、阿里巴巴、恒力集团、正威国际集团、华为公司、腾讯公司等，都代表着本领域中国甚至世界的质量与技术高地。民营企业还是国际新赛道的主要开拓者，我国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等，近几年出口增长速度超过30%，有些超过50%，民营经济是这些产品生产和出口的主体，成为拉动整体出口结构提升的新动能。

民营经济是科技创新的重要贡献者。民营企业总体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尤其是两类企业创新地位突出。一类是从高校和科技机构进入市场的创新企业，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提升新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并应用于生产建设一线。另一类是大型数字平台，这些企业瞄准市场需求、应用场景进行技术创新，基于数亿级消费者、千万级企业用户构建一个即时、在线、低门槛的新技术扩散市场。同时，这些大企业实力雄厚，可以进行大额投入，研发内容覆盖所需技术体系。这些技术创新中的后端即应用部分由产业需求牵引，产业接续关系明确顺畅，不存在所谓的“转换”问题。当下，中国研发投入规模前三强都是数字平台企业，2021年国内主要大型数字科技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达10%，最高达20%，民营企业已经是我国数字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

新华社资料图

民营经济与财富的关系是先创造后持有，正当性无可置疑

《意见》要求，引导社会正确认识民营经济的重大贡献和重要作用，正确看待民营经济人士通过合法合规经营获得的财富。这是引导全社会正确对待民营经济的关键，事关社会各方面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价值判断。

在我们国家，民营企业家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靠掠夺、靠贩奴、靠殖民等不道德方式积累资本并持续依靠资本获利的资本家，我们的民营企业绝大部分依靠勤劳与智慧创业致富。党的十六大就指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改革开放后中国形成的一个重要制度优势，就是让众多并无较多资本的人可以迅速成为企业家并创造财富。

在市场经济中特别是在科技进步迅速的时代，企业家是各类要素组织匹配的关键因素。其它各类生产要素如资金、土地、设备等，都没有“能动性”，如何配置和使用，全凭企业家的判断与行为来确定。因此自熊彼特以来，经济学家对“管理者”或“企业家”给予特殊重要地位。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国有企业拥有大量各类生产要素却出现大面积亏损，更换领导层或者进行“改制”后，同样一组生产要素的效率就能极大提升，这就是企业家重要性的体现。现代市场中的投资者在选择项目时，最关键的因素是看项目的核心经营团队。这些都表明市场对企业家才能的“高估值”。

企业家是一组富有冒险精神并实施创新行动的群体，愿意进行“新的生产要素组合”（这是创新的本质）并愿意承担创新的风险。愈是新产业新产品新商业模式，投入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就愈强。因此可以说，在一个技术创新加速的时代，企业家才能要比所有权重要得多。因此，企业家带来的创新实践才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由于这种才能和行动的极端重要性，在资本市场的加持下，创新成功者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大量财富，这是对创新的奖赏。特别是当下的网络和数字技术，可以将创新产品和服务低成本送达世界各地，获得极大的市场份额。据国外的研究，目前美国收入最高的1%和10%的人群中，持有高权益和高收入的“工薪层”即创业成功并上市的企业家，超过了依靠祖上传下来的资本吃红利者的数量，市场“造富”的机制已与经典资本主义社会有很大不同。

为民营经济创造良好发展环境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民营企业需要得到持续的政策支持。我们对中小企业有持续的支持政策，其主体是民营企业。不仅一视同仁，而且有所倾斜。据税务总局的数据，近五年，民营企业累计享受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过8万亿元，占比约七成。特别是民营经济中的个体工商户，有80%在国家实施系列税费支持政策后，已不用缴税。全国税务部门的服务资源，约有八成是向民营企业倾斜的，例如以企业纳税信用的相关信息作为金融机构向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的重要参考，共助力小微企业获得银行贷款2246万笔，贷款金额达6.22万亿元。今后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要继续向中小企业倾斜，助力它们蓬勃成长。

要为大型民营企业特别是平台企业提供良好的制度、政策和舆论环境。一些大型民营企业特别是平台企业存在信心不足、创新不够、发展放缓的现象。《意见》提出，要引导全社会客观正确全面认识民营经济和民营经济人士。除了要理解民营企业创新的价值、对增长和就业做出的贡献和所获得财富的正当性外，政策和舆情要补的一个短板，是强调大型平台企业的本质是科技企业。我国各个领域的头部平台企业，都是在技术和商业模式持续创新引领下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发展起来的。明确它们是大型科技企业，有利于统筹企业发展和治理问题，有利于合理判断垄断与否问题，有利于引导社会和公众正确看待大平台发展问题。

数智时代高强度竞争难以避免，要理解“信心”问题的复杂性。数智技术迭代迅速，创新频率高，新的企业和商业模式快速闪现，高强度的竞争不可避免，创新者转瞬之间就落后并处于困顿之中是常态。传统产业所讲的新创企业十之八九不能成活下去，这个比例对数智产业来说还要高很多。2021年全球独角兽企业500强中有152家企业被替换，更新率达到30.4%；86家企业被淘汰出局，被淘汰企业的比率同比增长274%。即使大型平台，跟上时代持续创新也并非易事，当下大平台有众多技术核心人员离开去寻求新创业机会就是很大挑战。总之，这是一个不快进则速退的时代，新企业的生机勃勃和在场企业的困惑和无力感时时并存，没有什么体制或政策能够确保称心如意的发展环境，要生存和发展就要不断努力再努力。

好的发展环境需要各方一起努力。《意见》指出，使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种“平等”“公平”营商环境十分重要，因为共识度高从而具有稳定、可信和可持续的特点。下面是要解决的一些重点问题：一是市场准入不平等，一些大型应用场景的数字化过程，对于民营平台提供服务心存顾虑，甚至一些前期已经由平台做过的项目也要平台后撤。要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对各类企业平等开放，依据市场标准进行招标选择。二是竞争行为判断标准不同，例如垄断与否的尺子只用来衡量民营企业。要做到对这类市场影响力的监管一视同仁。三是监管部门多信号不一致。我国行政和司法体系条线多，责任不同，要能够形成促进发展的合力，同频共振，信号一致。

同时，民营企业特别是平台企业也要意识到，自身之大足以成为社会秩序和社会价值观的高权重影响者，即使有些行为并非在“垄断”或其它影响公平竞争的意向引导下有意而为之，而是技术支撑下海量链接能力所带来的特点，但完全可能带来影响公平竞争的后果。网络化数字化时代，社会各方面和公众有能力和渠道更多知情，企业的社会形象对自身发展更加重要，好的环境需要各方一起努力形成合力。

（原标题：民营经济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 发展民营经济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来源：北京日报 | 作者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 江小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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